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的向斗山二弟向长鸿（字飞陆）是百丈沟几个世纪以来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相貌异常英俊、身材高大笔挺更兼天资过人，文武双全，单手就能拉停狂奔中的飞马； 枪法亦十分了得，随手便能击落高飞的鸟雀。少年向长鸿深受父亲的影响以及长期的耳濡目染，从小就立志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又兼谦虚随和、实干热心故深得师生们的喜爱，其父也一直对他寄予厚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古都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攻占北平、上海以及首都南京，在南京陷落之前，中央便迁到大后方重庆，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由于重庆距离万县很近，向长鸿便有了接触高层人士的机会。
成立于1927年的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是一所培养军政干部文化知识及思想政治素质的高等院校，该校的名誉校长是蒋介石。随着的迁都，中央政治学校也搬到了重庆南温泉。1938年，向长鸿以优异的成绩被该校录取。在校学习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打得最艰难的几年，他不但刻苦学习，空余时间还多次组织学生到民众中去演讲，号召大家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和坚信抗战必胜的信念，并到处募捐钱粮，也曾多次动员其父亲和兄长捐赠过大洋。在中央政治学校，向长鸿一直是位风云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日后才有和蒋介石父子共事的机会。
1941年，正是抗战最艰难迷茫的一年，国内出现了许多悲观抗日论，汪精卫、周佛海等重量级汉奸早已沦为日本人的走狗。在这种严峻形势之下，重树国人信心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蒋介石便首选到中央政治学校训话。七月的重庆，骄阳似火、热浪袭人，在其长子蒋经国的陪同下，蒋中正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号召青年人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元首顶着烈日的演讲点燃了师生们的激情，大家振臂高呼：“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接着，向长鸿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其出众的口才、英武的气质引起了蒋家父子的注意。散会后，蒋经国专门约见了向长鸿并同他促膝长谈，还许诺日后定当重用他。从此，他们俩或见面、或书信，来往甚密，共商国家大事，同时也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二年，向长鸿毕业后回家探亲，路过万县时顺道拜访了他父亲的两位得意门生袁仁杰和向梦先。
向延海先生一生桃李无数，很多学生成年后或行武或从政，多数在万县及各个乡镇担任要职，在为数不多的从文学子中，袁仁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袁仁杰，光绪27年（1901年）出生于百丈沟新民村陈芝贵，少年时其父略有田产，便将袁仁杰送到金黄甲六吉堂念书，拜名满川东的向延海先生为师。延海先生有很多学生后来都颇有作为，比如六吉堂三杰（向俊士、向文士、向觉士）、向诗元、向习久、袁仁杰、陈邦贵陈邦华兄弟等。袁仁杰从小就表现出对国学文化的浓厚兴趣，他不时虚心向先生请教，向延海先生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孩子自然也多出几分关注和培养。袁仁杰不但满腹经纶，尤其酷爱书法且写得一手令人叫绝的好字。成年后他受聘于万县国民政府，担任专职文书，为县长或其他长官起草文件和讲话稿。他还有一项专长在万县地区几乎无人不晓——专门为达官显贵撰写祭文。
受几千年孝道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十分看重先祖的祭文，它不但记录了祖辈勤劳光辉的一生，更是一个家族地位和荣耀的真实写照。当年，但凡万县地区有名望的家族遇到长辈去世，必然重金邀请袁仁杰为其作祭并以邀请到他为荣。有一回，在为万县一古董商人的父亲作完祭文后主家十分满意，便赠送他一个价值不菲、有数百年历史且表面刻字的纯铜砚台（至今保存完好），解放战争不久后，他深感大城市时局不稳，便回到谋道在他学弟向诗元（时任民国谋道乡政府乡长、向延海学生）手下做了两年师爷，解放前夕，善于审时度势的他便辞职回家务农，直至1963年病逝。
如今，在袁仁杰老家（百丈沟先锋村14组，小名火炮铺）尚残留有当年他重金修建、高大雄伟且别具一格的土家吊脚楼堂屋；其后人还珍藏着他于民国十七年雕刻的私人印信和一本他亲笔手写的家谱，这些都很具有观赏和收藏价值。
同为向延海先生得意门生、六吉堂三杰之一的向觉士（字梦先，取自诸葛亮隆中名言——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至今还为当地老者们津津乐道。民国28年，年仅31岁的向梦先被任命为万县城防大队大队长（相当于现万州公安局局长），由于当时万县离陪都重庆很近，有着地理和政治上的特殊优势、更兼其家族家大业兴，年少得志且重权在握的向梦先成为一方风云人物。
可是踌躇满志的向梦先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因一句玩笑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当年，向梦先的爷爷和本乡一家黄姓媳妇有过一段风流艳史，在当地更是人尽皆知。有一年，身为万县城防大队长的向梦先回家时在马头和众人摆谈，恰好当年黄姓媳妇的孙子也在，向梦先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对他说道：“你头上的头发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向家的”，大家都深知其意随后便哄堂大笑。黄家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但畏惧向梦先的权势不敢与之正面交锋，回到家中，耿耿于怀的黄姓男子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复仇妙计来。
随后，黄某便以他体内实则流着向家血液的理由让年方二十的儿子认向梦先为干爹，这孩子对向梦先十分孝顺尊重，又十分乖巧，向大队长自然十分高兴，对这个英俊能干的干儿子便日益器重起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私人信件、印鉴等高度保密的物件都由这个干儿子保管，殊不知，精明一世的向梦先正一步一步被牵引着走向通往地狱之路。
黄家小子虽是弱冠之年却少年老成、城府颇深。他利用向梦先的信任和便利条件截下了贩子写给他的告饶信件，并用向梦先的官印和私人印鉴伪造了大量足以致向梦先于死地的证据。在这一切准备停当后他便将一系列证据提交给位于重庆的中央国民政府。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夕，整顿法纪成为当务之急，此事一经曝光便引起了高层的震怒，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向梦先。尽管向长鸿利用和蒋经国的特殊关系向蒋介石求情也无济于事，向梦先临死前终于明白了黄家人的险恶用心，可惜悔之晚矣。好在执行枪决前他恩师的二儿子向长鸿亲自去刑场给他送去断头酒并尽力安慰他，才让他感到最后的一丝慰藉。行刑的地方在万县钟楼旁，本来枪手想故意打偏留他一命，无奈黄家人现场非得要验尸才肯罢手，怕惹上麻烦的行刑官只好补上一枪。在将其灵柩运回罗田的途中，沿路老百姓自发购买了大量鞭炮燃放，中途从未停过，到达罗田后还剩下几箩筐鞭炮。足见他生前颇受百姓欢迎。向梦先灵柩停放在罗田关庙大堂(寻常人物的灵柩无资格停放在此),他的学兄袁仁杰为其做的祭文悲怆感人、听者无不流泪，都深为这位年轻有为、遭人陷害而英年早逝的伟男叹息，追悼会后移葬在老家鱼木寨。可惜一代豪杰因一句戏言和对他人过分信任而过早殒命，结局让人无限感慨。
在万县拜访向梦先和袁仁杰期间，这三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纷纷畅谈抗日救国策略，同时彼此之间也增进了了解和情谊。后来向梦先出事后，向长鸿全力奔走营救，虽未成功但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告别二位兄长，向长鸿从万县回到百丈沟向家庄园，在父亲的授意下和本地一位大家闺秀唐贤贞喜结连理。
这期间，蒋经国告知其暂时在家安心度蜜月，等有合适的岗位就通知他。大约过了三个月，向长鸿接到了蒋经国发来的电报，让他火速赶往重庆。告别了娇妻和父母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山城。一见面，蒋经国便递给他一张委任状——三青团（青年团）中央委员，具体负责三青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为筹建青年军和招兵做好前期的宣传铺垫。因为向长鸿的才华和杰出的贡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题写了“当仁不让”四字匾额赠与他，并派其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与其合影以资纪念。
一九四三年，为增加驻印度特种兵，更重要的是同延安争夺青年阵营（那时进步青年到延安投入革命成为一种趋势），蒋介石决定组建青年军并亲自挂帅，蒋经国负责具体工作。向长鸿为青年军士兵招募的宣传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快，青年军组建起九个师，这期间他又到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研究生部学习。青年军装备精良、思想先进、素质过硬，在抗战末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筹备青年军组建的同时，向长鸿又进入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研究生部深造，蒋经国为该校的总教育长。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一期研究生毕业，当时留在该校本部和青年军总政治部（在重庆复兴关）工作的毕业员受蒋经国之命，召开了毕业生通讯处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向长鸿、易劲秋、肖涛英、刘锡龄、徐炳煊为干事，向长鸿为总干事，同时兼任青年军205师少将政工处长，而青年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
第二年年底（1946年），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合并后改名为“中央政治大学”。在首都迁回南京后，蒋经国利用中央干部学校剩余的经费在南京珠江路陆家里买了一幢小洋楼，起名为德润庐，接着就在此地设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的常设机构并亲任理事长，徐季元为副理事长。校友会下设四个工作组，依次为总务组、通讯联络组、出版宣传组、干部人事组。组长分别是肖涛英、向长鸿、易劲秋和徐贵痒，他们都是研究生部第一期毕业生同时也是蒋经国最看重的年轻精英。
解放战争后期，统治区经济崩溃，法币剧烈贬值，而大批不良资本家和地方财主趁乱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国统区老百姓因没办法生存而大规模出现混乱局面。蒋经国临危受命，全权负责经济维稳工作。他一共设立了15个经济检查组在国统区内检查扰乱市场的不法人员、限制物价的胡乱攀升。向长鸿被任命为第三检查组组长，负责上海市区的相应工作。上海滩，被称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高官、大亨和流氓云集之地。
这里帮派林立、他们势力庞大，甚至连中央都不放在眼里。蒋经国早就料到上海是最难啃的骨头，一开始就决定铁腕治理上海，并提出“宁使一家哭，不让一路哭”的指导思想。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大流氓就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他利用其父的影响力随时干着不法勾当，控制着上海经济的半壁江山。向长鸿积极努力配合蒋经国，利用军队的压力和政治攻心等高明手段硬是压住了杜维屏的嚣张气焰，并秘密抓捕了他。鉴于杜月笙的影响力以及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宋美龄亲自出面为其说情，杜维屏最终才得以释放。经过这一事件，杜公子不敢再兴风作浪，其他人也只好谨慎从事。上海经济的混乱局面暂时得以缓解。妥善控管好上海的经济后，蒋经国对向长鸿更加欣赏器重。
由于向长鸿年轻有为、蒋经国过度赏识遂引来三青团一些嫉贤妒能的小人不满，他们便在一起密谋策划暗杀向长鸿。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前夕的一个夜晚，他在回到住地的路上遭人打了黑枪，幸好第一时间被警卫发现并送到了重庆中央医院（西南医院前身）。所幸子弹打偏，只是伤了左腿一侧，就在住院不久后便认识了第二任妻子钱树蝶（钱树蝶当时是医院的主管护士，其父是副院长）。当她得知眼前这位英俊的年轻军官竟然是大名鼎鼎向长鸿时顿生爱慕之心。在住院期间，随着两人交往深入，这位年轻少将对漂亮可人，知性聪慧的钱树蝶也逐渐萌生了爱意，但他不想欺骗这位痴情护士，遂将他已婚的事实和盘托出。没想到钱护士却十分理解，并愿意一直等着他。她的父亲也表示只要能妥善处理和结发妻子之间的问题，便同意将女儿嫁给他。
由于向长鸿常年在重庆，夫妻间自然就很少团聚，两人的文化层次和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鲜有交流，不过两人育有一女。当向长鸿回家给妻子说明其意时，唐贤珍虽不情愿，但为了成全丈夫终究是同意了离婚。向家为了表达歉意，也做得仁至义尽，同意唐贤珍继续住在向家并全部负责其吃穿用度等费用，还将老三向长风之子过继给她当儿子，将来好给她养老送终。当圆满处理好这一切后向长鸿便回到重庆和钱树蝶结为秦晋之好。成婚那天，重庆各界社会名流都来捧场，蒋经国还亲自到场祝贺，给这场盛大婚礼增色不少。
解放战争期间，向长鸿调任蒋经国专职秘书并分管三青团的政治工作，为蒋经国后来赢得执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一直反对内战，曾幻想国共双方能遵守《双十协定》，和平相处，让老百姓早日摆脱多年战乱带来的苦难。只是身在其位，又有感于蒋经国的知遇之恩，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事，但他支持进步青年，为下层百姓呐喊请命，一直深受这两个群体的喜爱欢迎。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年初，国民政府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看到大势已去便着力准备退守台湾，他命令亲信先从上海把中央银行库存的几百万两黄金用军舰押运到台湾，并将重要机关、官员、士兵和武器分批次运送过去。在留好一切退路后便返回重庆和成都做最后的负隅顽抗。向长鸿于八月中旬同机关去了台湾，九月，其父病逝，当接到电报后便火速返回百丈沟为父奔丧。为了等到他回来家人将其父遗体用沙偎的方式来保持不腐，在办完丧事后因蒋经国电报催得急来不及守孝便匆忙赶往重庆。这期间，以催枯拉朽之势瓦解了的西南防线。十二月上旬，当他赶到重庆时，那里已是的天下，随后便被俘虏。后来党的高层考虑向长鸿虽为高级官员，但从来不与和人民为敌，特别是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央便特赦了他，并根据其专长安排到新疆建设兵团教书。开始后，其蒋经国秘书的身份被造反派无限放大而受到批斗，不久抑郁而终。后来被，组织上安排其妻子钱树蝶到民盟重庆市委工作。一个儿子任过四川建筑公司副经理，另一个是重庆某高中特级教师，如今均已退休。
向家老三向长风（字立闾）比二哥小两岁，哥俩从小感情深厚，相互支持影响，但在念书上却是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正是这种家庭环境和氛围使得他在读书道路上一帆风顺，民国三十年，向长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法学院。和二哥向长鸿一样，大学期间他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不过他看不惯当时很多官僚作风，也不想走二哥的路线去从政。毕业后便要求回到万县去从事他父亲的老本行——当上县立高中的一名法学教师 。在教书期间，其渊博的学识和敬业务实的工作态度在万县地区几乎无人不晓，工作不久后便当上了万县国民政府议员。妻子也是四川省立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后因时局动荡而中途退学。他们父子俩成为万县教育界的两代传奇，一九四九年初，向长风就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避开政治纷争便主动辞职回到向家大院务农，以求过上与世无争的太平日子。但是，铜锣关暴动事件却让他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解放初期，那些被人民了的乡绅地主家人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发动暴乱以泄私愤。1949年冬，铜锣关中坝人谭岳森纠集当地恶霸易基川、易百川兄弟和长期在当地作恶多端的几十名亲信发动武装暴乱，对驻守铜锣关的某连发起进攻，暴动分子装备精良、又熟悉地形，他们偷偷从悬崖摸上来突然袭击。战斗开始不久，一名士兵牺牲，多名战士受伤。但很快就压制住暴徒的火力，激战数小时后，消灭了全部暴动分子。这一事件引起了万县负责人的格外的重视，严令深挖背后指使人，并发动群众积极举报。百丈沟有位曾经和向氏有过节的人便想借此机会报复一下向家兄弟，便向调查组举报说向长风因其长兄向斗山被而怀恨在心，遂利用其影响力煽动谭岳森造反。调查组觉得此人说得合乎情理便抓捕了向长风和其外甥贺金之（向长风大姐之子、建南交家坪人、2013年去世），贺金之同样年轻有为，万县国务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谋道乡政府任宣传干事。那个时代对武装暴动分子都是快捕快杀的，向长风为了外甥贺金之不在此事中受到牵连只好默认了对他的指控。很快就在谋道水杉树同百丈沟先锋村沙嘴的向长武（当地的恶人）一起被执行死刑，年仅32岁。后来政府查明暴动事件真相后为其平了反，并安排其妻余泽芳到建南小学任教，余老师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去世。
1987年，台湾开通两岸交流、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些阔别故乡近四十年的老人回到家乡顿时老泪纵横，激动万分，他们也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热烈欢迎。罗田有位叫黄美龙的老人也从台湾回到了故乡，他专程来到向家庄园住了几天，因为当年向长鸿及其三弟不但是黄美龙的救命恩人，还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黄美龙，二十年代初出生于罗田马阳坡，民国二十八年考入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受到学长兼同乡高天柱的影响，第二年便秘密加入该校的地下党。一九四二年毕业后一直在马头小学教书，这期间，一直配合着校长兼马头党组织领导高天柱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身为蒋经国“干校系”（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核心成员、青年军205师政工处长的向长鸿少将回到老家百丈沟探亲，在其弟向长风的陪同下在马头小学看望了全体师生并发表了《齐心协力、誓将侵略者赶回老家去》的主题演讲，这位青年将军的出色演说点燃了马头小学师生的激情。晚上，身为马头代理乡长兼小学校长的高天柱特地安排了丰盛的家宴招待向长鸿兄弟，黄美龙亦被邀请。当晚，这四位热血青年促膝长谈到天明，聊时局、谈理想和人生……。高天柱深深体会到向长鸿虽然身为高官，却平易近人，且特别支持的主张，不由得生出许多敬佩之情。而向长鸿对高天柱和黄美龙这两位青年教师的满腔报国之心亦是大加赞赏。也正是因为这晚的相识相知，才有后来向长鸿对黄美龙全力相救的下文。
1946年，年仅26岁的他当上了马头小学校长，，在马头地区秘密动员青壮年参加，在黄美龙的动员下，他手下的几位教员也相继加入了地下党。一九四八年四月，《挺进报》被特务破坏，蒲志高被捕，在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下他很快就叛变，随后供出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很快，江姐和一批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革命志士在万县被捕。加大了对川东地区地下组织的破坏和搜捕行动，五月，特务在马头抓捕了乡长高天柱（地下党员），随后被押送到重庆渣滓洞和江姐的战友们关在一起。尽管受尽酷刑但他不向特务们透露半点有价值的信息，后来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英勇就义。抓捕高天柱那天，刚好黄美龙到万县去给教员们领取工资因而躲过一劫，特务们在万县展开了全城搜捕。接到高天柱派人送来的消息后，他趁天黑找到了在万县高中教书的向长风（当时向的妻子余泽芳是黄美龙所在学校的教员），考虑到黄美龙在万县迟早会被特务抓到，向长风便给在南京的二哥写了一封信让黄美龙带上并连夜把化了装的他送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
到达南京后，黄美龙按照向长风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向长鸿，时任蒋经国秘书的向家老二对这位同乡十分热情。考虑再三，向长鸿决定把黄美龙带到台湾去。当时，由于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蒋介石已在着手准备退守台湾。七月，受蒋经国委托，向长鸿同七个国军高级文官去台湾打前站。他便顺势带上了黄美龙，到达台湾后安排他到当地一所学校教书，不久这八人返回南京。黄美龙就留在台湾教书，后来一直担任教育部门的官员，直到三十九年后才回到大陆。很可惜，向家当年许多的书信和照片在文革中被后人忍痛烧掉。如今，只有向长风的儿子向承应老两口还居住在向家庄园，执着地守候着先祖的辉煌和沧桑。随着向家大院的声名鹊起，慢慢的变多的游客去那里追寻一段远去的记忆。
位于百丈沟先锋村二组烂田坝的向延嗣大院也曾辉煌一时，该大院占地十亩，为百丈沟占地面积最大的地主庄园。其主人向延嗣虽颇有田地房产却一生节俭，常年蜗居在老家，靠收取百多亩土地的租子日子十分殷实。他的一生平淡无奇，除了十分吝啬外并未欺压其佃户。解放初，在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染病死去。留下的三进大院被分给18户农民居住，一部分用作生产队的学校，我母亲还在那教过几年书，向延嗣大院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可惜在1988年4月20日的意外大火中付之一炬，未能留下任何影像。如今只剩下中间的大青石地坝，还能依稀读出百年前的辉煌。直到现在，大院完整的模样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不可能淡忘。
清末至解放前，百丈沟下游的夹牛石和枫香树岩洞的匪患十分严重。夹牛石路段巨石林立、山势险恶，很适合棒匪（当年的土匪）藏身。许多外来的或本地衣食无着落的胆大妄为之徒便不时出没在岩洞或乱石中，专门在夜间抢劫过路人。他们通常七八个人结伙打劫，脸上用锅灰抹黑，带上自制的火枪或木棍尖刀，将行人挟持到隐蔽处搜身。对搜到钱物并顺从的路人放行，如若让他们一无所获还敢反抗呼救的轻则挨打，重则会丢掉性命。我的亲曾祖父陶远超便是在枫香树岩洞因此失去他年轻的生命。这个极似鱼头的岩洞是从后山掉下来的一块数百吨重的巨石，横在路边和路面形成一个30平米左右的岩洞，行人必须从那经过。此岩洞面目狰狞，方圆一里没有人烟，我们小时候即使在大白天结伴走过仍心存恐惧。解放前，这样的路段自然是棒匪的用武之地。民国17年（1928年），我的曾祖父从谋道赶集回来，路过此地时天已大黑，被几个棒匪劫持并抢去卖木料的几块大洋。他强健有力，家里七八口人还指望着这点钱买粮下锅，所以便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搏斗。后来被恼羞成怒的棒匪们残忍枪杀，年仅30岁。从此，这一段路天黑后基本无人敢走，直到解放时才彻底肃清匪患，还百姓一方安宁。
这一部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早已淡去，作为百丈沟子民，我们不忍这里曾经的风云人物及惊心动魄的故事随着一代人的离去而长眠于地下，故以纪实手法编写成完整故事，用文字将尘封零散的记忆串并以供后人阅读。重新触碰过去那段动乱时代的伤口，我们会更加珍惜和平安宁的当下。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去百丈沟追寻一段民国旧事！
作者声明：因当事人均已辞世，又无详细记录，有些细节难免有出入的地方，敬请谅解！
讲述：曾世熬（向延海外孙）、向承应（向延海孙子）、谭登华、向长美、向先伦 、赵青松、袁世鸿。
